像是日文的生产词汇，台湾进行翻译的时候，有时会掺杂英文的再转换。比如生产线中的单线。台湾翻译时会把日文用英文的‘拉’再转换，拉，拉长等等。

很多词汇，不是工业级的，是语言翻译时不自觉的融合了当地习惯与俚语称呼。

这种我们早先察之不觉，只是本能的随着别人的习惯而习惯的东西，他不习惯。有自己内部的一套独立技术手册与生产标准，类似六西格玛质控，自成一系。

SP的标准手册，中文版，英文版，俄文版，都不允许出现彼此非母语的音译，有专门的校阅编纂部门。

按他的说法‘主管随口装个逼，工人就得傻B。谁把工人当傻B，就滚你马勒戈壁’。话挺糙，但很受各国工人爱戴。

工人不是学翻译出身的，有母语编纂的技术手册，培训与上手就会很快。

早前国内使用的都是繁体转简体的技术手册，目前，我们不少国有大型制造企业用的就是南风版本。

他派人实地调研，一是他是一个很了解中国的中国人，很了解我们的统计数字是怎么出来的。他要决策，肯定是要更严谨一点的数据。

二是有实际需要，SP在建设索尔顿新工业区时，就是先进行了地质勘探，是地下的钻地鼠与地面建设同期并行。

他跟干地道战似的，地下物流网与空气输送网不光覆盖了整个工业区，而且留有极大的拓展余地。地下四通八达，主干道一直连通到美墨边境海关，灰熊从地下一开出来，直接过海关道口。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物流非常通畅。”

何一峰面无表情的来了句：“看看能不能要一份调查副本，数据出入还是其次。主要看看他的抽样选择，因素权重与变量选择，是如何选取与加权的，参考一下他的分析模型。”

顿了顿，下了个定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计划经济与国家分配原则，在一段时期内，遇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与市场经济磨合的问题，如何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问题。

第二，是自苏联解体后，遇到的计划经济理论研究的断代问题。是自信不足的问题，我们的经济理论部门，研究学者，正像是‘拉’一样，越来越多的在以西方的思维考虑问题。

一些明明是原创的，中国独有的，施行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的制度与组织方法，偏偏要以西方的语境来证明自己符合西方的市场经济原则。东方的巴黎，那你是谁啊？

08年次贷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对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对华尔街银行所做的事情，就是在与中国接轨。我们的外事部门，应该大张旗鼓的夸奖美国取得的进步，督促它更快的提高。

我们的宣传部门，应该以美国发生的现象，以西方国家发生的事实为依据，理论联系实际，鼓舞我们的斗志。

我们的理论部门，应该把我国经济发展，总结归纳上升到理论与思想指导层级，制定自己的经济学运行理论，编撰成体系的《中国经济学》教材，用中文，让西方翻译我们的。

我们的经济部门，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找出我们自己的经济运行理论与经济发展模式，大胆试验，敢于争先，敢于经济模式渗透，敢于走出去。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有人在国内却做不了，写个小说都被404，要去国外施展抱负，要去国外做本来应该在国内就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自己研究的理论，没有比较与修正，就像统计数字一样，人家连看都不看。我倒想看看人家的调查模型是如何取样与制定变量加权的。因为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如履薄冰，我要担负我的责任，我不敢不学习。

能向中国人学习，编纂中国人自己的教材，让别人翻译。如果王亚南教授看到这一天，才不负他老人家编纂翻译西方经济学理论书籍的初衷。

中国到了领导世界的时候了，到了自己向自己学习的时候了。我们大到没有可以追踪的目标了，我们要勇于超上去，习惯中国领跑的时代了。”

屋内众人一片沉默，又是振奋，又是无言以对。

徐永成叹了口气：“我们是自信增长速度跟不上实力增长速度，他是精神太强大，手下没几杆枪的时候，就在鼓动征服世界的事了。他那种人不具备普遍学习意义，有几个人会今年干快餐，明年就干麦当劳的？

他从一开始干快餐，就是为了那一天，早有预谋，提前半年就准备开战了。麦当劳一决定造车，车还没定型呢，门口车就炸了。

这不是个好榜样，这是个冒险家，土匪，军阀。”

“土匪？”

何一峰问，“人家业务遍布几大洲，覆盖二百多个国家，通用跟西门子在日本都能被他歼灭，这什么土匪跑这么远劫道？”

“他这个中国人太中国了。”

徐永成弱弱道，“别说中国，日本了，他感觉美国跟世界都是他的，目中无人惯了，感觉自己的地盘比较大。”

“他是目中无人。”

何一峰淡然道，“可人家对国家电网与交通部很尊重。”

国家电网的舒三虎与总经理卫寇闻声，眉飞色舞的对视一眼，面露得意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