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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从东汉的衰败，看得分明，下面官僚权力过大不受限制是皇室威严扫地、民不聊生的根源，皇帝、官僚、民众这三方力量中，如果官僚集团力量太过强大，不是皇帝、民众的幸福，更不是整个国家的福，最典型的是东汉、明朝末年，吕布不想让自己重蹈崇祯皇帝的覆辙。

为此吕布开国之初，在自己声望最隆之际，改组了政权机构，改组的目的一则分下面高官的权力，二则监督官僚的权力运行。

在吕布看来，军政大权集中是属下尾大不掉功高震主乃至谋反篡国的一大动因，吕布把军政分开，设军务院专门处理军事，设政务院专门处理民政，是为了分下面高级官僚的权力，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不想让任何属下成为像历史上曹操、司马懿、袁世凯之类能够军政大权一把抓的权臣。

吕布将御史台改组成廉政公署，廉政公署直接向皇帝吕布汇报，绕过政务院官僚，反腐更独立，权柄更大，也是吕布为了遏制官僚权力的一大设置。

吕布把国家安全总署提升到中央一级机构，除了表示对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重视之外，更有利用安全总署下面的三大机构为自己刺探官僚隐秘进而监控他们的目的，吕布把三大机构的名字从军情司、中情司、暗香司更名为军情部、中情部、内务部，全称是军事情报部、中央情报部、内部事务部，全面覆盖对外、对内所有角落的情报，特别是对官僚的情报监控，这三大机构都有逮捕权。一旦得到对方不利于国家、严重触犯大中华宪章的确凿证据，立即逮捕，有廉政问题的交由廉政公署，没有廉政却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则交给廷尉处置，三大机构没有审讯权，吕布是想把它当成锦衣卫、东厂、西厂来用。却不想让他们有锦衣卫、东厂、西厂那样不可遏制的权力。

吕布设置通天教神殿通天塔，继续在全国民众特别是官僚中推行信仰，就是警惕这些官僚只有儒家的政治信仰而全无精神信仰而堕落得跟后世某些官僚一样。

吕布更清楚这个国家机体上经常发作的癌症的根源是官本位，而官本位的根源是垂直任命制，当每个官员都只需要向上司负责的时候，买官卖官、贪污腐化、道德沦丧是不可避免的。

中央集权和垂直任命制导致官设得太多，机构多、摊子大，官员多、人满为患。首先是上面的机构太过臃肿，然后又搞什么对口设置机构。中央有什么机构，省、县就有什么机构，甚至到乡、镇都是上下一般粗，最后导致七站八所，从建国初的七八人，六十年后，一个乡、镇官僚达到两三百余人，都是体制带来的弊端。有的市副秘书长就多大十多个。助理达到十几个，吃饭财政增加官民比。极大地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几千年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由于是上边给下边发乌纱帽，造成在官员选择导向上的失误，让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谁给发的乌纱帽就对谁负责；过度追求短期行为，而没有长远打算；以政绩论英难，很多官员都形式主义，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绩工程。取悦领导，等着提拔，对民生工程不重视，造成一届政绩几届包袱。

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导致官员追求个人既得利益，着重管制审批，轻视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严重恶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不快的一个主要体制性原因。

任命官员后，下一步就是管制和监管问题。而官本位制度导致管官的机制太虚，重授权而轻监督，重集权而轻分权，最后导致虚监督和软监督，只有体制内的监督，而没有体制外的监督，缺少其它政治团体和民众的监督，新闻监督也有诸多禁区，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导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问题难以根治，原因就在于此。

吕布以为，内部的反腐固然要设，当要配合着外部的反腐，内部的反腐才不至于成为某些权贵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必须要引入外部监督，发动所有的基层民众去盯着那些官员，监督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才能彻底杜绝贪腐。

朱元璋设置了都察院督察御史、巡按御史、六科给事中，还搞出锦衣卫来秘密监察官僚，结果如何，还不是越反越贪，前赴后继，实际上，究其效力来说，内部反腐是笑话，外部反腐是无奈。

吕布这三年来致力于推行全民教育，虽然因为地方官吏的贪腐，使得部分穷苦孩子暂时没有进入小学堂和中学堂，但大部分百姓都或多或少地接收到了文字教育，有很多寒庶出身的百姓都能够读懂大汉日报，特别是吕布这次反腐风暴吹过，吹醒了很多民众怯懦的心怀，他们意识到当今朝廷反腐的决心是很强大的，有了这样的民意，吕布便有了外部监督来反腐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