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树勋也是甘蔗地里嚼黄连，有苦说不出。若不开田头会，还可作为受害者得到些同情；田头会上每句话都被人记着，此时他成了众矢之的。

直播稻象股风刮过，生产队长们却还惦着直播稻的化肥奖励指标。下午，大队开生产队长会，刚提到“秋种”；生产队长们说，“正好，用化肥‘吊’一下，种批‘早秋菜’。”可大队干部都不接茬。队长们便闹开了；客气点的说：“我们总不能驼背跌跤，两头不靠吧？”嘲讽的说：“我算是开了眼了，五八年的‘卫星’没赴上，今天自己放上了。”强硬的说：“让我们在田里种的稻草怎么办？抵公粮还是卖余粮？”最支持田树勋的沈金生装着解手溜了，大队干部只得推给公社；一边作思想工作，心里、嘴上也忍不住地埋怨田树勋两句。

田树勋是个孝子，事情连累了姆妈，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思前想后，田树勋觉得只有转移斗争大方向；什么事比田里绝产更让人关心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田树勋早就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各个生产队公然打着集体的牌子，耍花样瞒产私分。

据队里人公开说，从959年初开始，农村就搞瞒产私分；近年好多了，因为已变为合法化了。

瞒产私分首一是收了粮，生产队不分谷，分米。理由很充足；一是打米要去跃龙港口的碾米房，来回四五里，不方便；二是生产队蚕房不够，要用社员住房养蚕，各家备个粮囤，养蚕时不方便。再说队里的储备粮要人，多一二囤粮又不要増加人。可细想，雀吃鼠耗的损失全由队里承担，这里漏洞有多大？

更严重的还是在打米上，说是打“八二五米”（一百斤谷打八十二斤半米，十七斤半糠），实际打成“七二五米”（一百斤谷打七十二斤半米，二十七斤半糠）；却仍然按“八二五米”分，社员把分回去的精糠一筛，每一百斤谷的糠中至少能收回碎米六七斤。而就这样一来二去，每打一百斤谷队里要贴补十四斤谷。钱北大队人均每年分谷二百六十七斤，生产队为此要人均补贴三十七点三八斤谷；全大队共计为一千六百九十三人，一年的补贴稻谷高达六万三千二百八十四斤（相当于一百亩的“湖粳七二”晚稻收成）。

而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漏洞，各个生产队的瞒产竟然是利用“储备粮”来作掩护。口粮谷所发生的不足，生产队先用“储备粮”补上；下季新谷入仓先瞒产补足“储备粮”。周而复始，使“储备粮”长年处于账物不符，严重地破坏了“储备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基本原则。

田树勋借口去给阿爸送点“小菜”，进了趟城；装作若无其事地在县革委会门口转了二圈，乘人没注意，把信直接投进了“检举信箱”中。这是“口中夺粮”的事，他不敢让人知道；就连对阿爸他也没说。连田树勋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他投信时正好被一个“关键人物”到了……

这个“盖子”一揭开，上下都震动；只是并没有象田树勋所担忧的，“会有颗‘原子弹’的威力”。

瞒产私分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老问题，起源于“浮夸风”；为了迎合“大跃进”，农村干部怕“拔白旗”，争先恐后“放卫星”，结果社员连饭都没有吃。于是，人人“作贼”，队队“瞒产”；蔚然成风，连中央都为之无奈。据说，**都为此情况讲了一段有名的话：“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据生产队里人说，从959年初开始，先是偷，见什么偷什么；青蚕豆、嫩黄豆、特别是红薯。当时大队有人监督收获，白天队里挖红薯时，社员们边挖边埋，晚上又去捡漏，捡漏的红薯比白天收得不会少。捡漏的也是全队分，这样一块地的红薯要分两次，费时费力，干脆就搞“瞒产私分”。

于是，一年两次“估产田头会” 是一片叫苦声，仿佛田里垂着的不是稻穗。争归争 说归说，国家的“统购”是硬指标。962年，国家开始由**、邓小平主导经济恢复工作，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上面干脆制定了“一定二平” ，“一定”是核定“统购指标，雷打不动” ；“二平”是平均亩产量，丰欠不管；平均人口，生死不管。政策好是好，可“尾巴”太多，年年必须增产，不然怎样去卖余粮，交忠字粮、爱国粮、贡献粮……

县革委会见了检举信，立即发文要求各公社严查；公社也下发通知，强调各大队应“核查‘口粮谷’，严格制止各种巧立名目，‘私分粮食’的现象发生”， 各个生产队以分谷为主，并“加强对‘储备粮’的管理，认真查实，作到账物相实。”同时通知各碾米站必须严格加工的标准，认真登记。

关于直播稻的损失，各级领导也都表了态，只是话说得含糊。领导们说，首先要端正态度，要肯定革命的大方向。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有时要交点学费。造成了损失，组织上一定会认真考虑，统筹处理。

果然，领导表了态，各生产队都急于库里的粮食分配，谁也没心思顾及直播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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