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沈家舍，村里静悄悄地。-<  >-/-<  >-/林木森想，来晚了一步，队里都出工了。转到钱北港边，钱红英却在门口洗衣。她没料到林木森会来她，有些慌乱。”

钱红英说：“我来……来客了……队里妇女今天上秧田拔草，只好歇工

林木森知道钱红英是经期不好沾冷水，这类事队里是不与理会的。他说：“不要忙。我坐坐就走，要永安大队。昨天去钱南，有人让我捎些东西给你。”

钱红英见是大米，想了一下，脸红了。泡好茶，她问：

“小老大，他怎样？还说了些什么……”

林木森说：“革明说，后悔没有听你的话；说你为他吃了苦，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见钱红英低头不语，林木森又说：

“革明现在天天出工；生产队、大队都说他干得不错。只是去年没挣多少工分，口粮已没了；他把父母给的钱，全买了‘黑市米’。红英，革明……革明生活上没人照理，扣子掉了也不会钉……抽九分钱一包的烟。这位少爷知道了人生的难处了！”

“早干什么去了？”一层阴霾浮在钱红英的脸上，沉思片刻，她说，“小老大，再碰到革明，让他忘了我。”

林木森点燃香烟；屋里刚搞了卫生，便把烟灰弹到屋外。不经意见屋檐下的撮箕里，杂乱的瓜子壳里有三十多个烟头。

钱红英说：“你就弹在地下好了。没关系的。队里的几个青年晚上到我这玩……小老大，整个大队的‘知青’就我混得最差。三个‘投亲靠友’的，你不用说，小老大是钱北的骄傲；树勋作了大队干部；丽雯再不济也作了老师；钱北街上的七个‘知青’一个作了‘赤脚医生’，一个作了老师，二个去了养鸡场；金德江去了蚕种场；城里来的，徐武出去了；就汪美珍拜了个好‘干娘’，从养鸡场转去了缫丝厂……”

听着她的数落，林木森感到钱红英在数落对人生的酸楚和无奈。

“知青”刚到农村，农村的干部和社员们都怀着对**的崇敬，热忱地遵照“最高指示”，欢迎“革命小将”。几个月过去，习以为常后，他们发现来的人是“争口粮”的“包袱”。农活不会干，却要“同工同酬”，除了张“鸭子嘴”，还不时搅些新花样；村里的青年人感到新奇，纷纷学样。宽宽松松的衬衣偏要扎在裤子里，说是精神；好好的头发用火钳烫卷，说是时髦；大热天里赤脚多舒服，穿凉鞋还套上袜子……

渐渐地“欢迎”的态度变了，分起档次了。家里有背景的“知青”，大队不敢惹；家里有钱的“知青”，生产队不敢惹；逢年过节给队长送礼的“知青”，社员不敢惹；对待他们，干部们会说，“‘知青’是**派来‘受教育的’，就象学校的学生，我们作‘老师’，应爱护他们！”剩下没本事的“知青”，干部们则会说，“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就因为你们的思想不干净，不起贫下中农，嫌我们脏！你们几时不感到农村苦，农村脏，你们才算改造好了！”干部们一“发话”，一有事，有些社员们就训开了，“不就多读了几年书？干活都不会，尾巴还翘得蛮高！”

“知青”难，“女知青”更难。农村未婚男青年多，个个象“饿狼”似地盯着她们。献殷勤的有，出言不逊的更有。林木森听张爱玲说过；高安大队有个“女知青”，曾经是湖兴城赫赫有名的“红卫兵头头”。说是“造反”时“站错了队”，被“审查”；一九六九年被批准“上山下乡”，解除“审查”，给了她一个“自觉改造，既往不咎”的“处理决定”。

“女知青”自惭形秽，行为孤僻。高安大队的条件比较差，“光棍”多，她被大队几个青年人瞄上了；一到晚上，大队里的男青年就来六七个，先是献殷勤，还闹得争风吃醋。“女知青”挺高傲，竟一个也不上，不阴不阳地。男青年们换了“几茬”，最后固定了五六个。一天晚上正说着话，突然停电了，听得“女知青”一声惊叫；男青年们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一个个心慌意燥，听见有人偷着笑，几个人红着脸都笑了。第二天，男青年们又去了，“女知青”象往常一样，不冷不热地。正说着话，电灯被拉熄了，有三四只手伸到她身上；“女知青”拼命挣扎，可伸到她身上的手更多，又摸又捏地。不管“女知青”欢不欢迎，男青年们每天都去，说话以“荤腥”为主，“停电”成了每晚的“规律”；几个人一围拢便动手，摸捏开始“升级”，竟然发展到去脱她的衣服，“女知青”吓得直哭，好在惊动了附近的人家，有人赶了过来。第二天，张爱玲和赵小龙去了高安。“女知青”怕报复，竟然没有指证一个人！

“请问，这里是钱红英的家吗？”

随问话，王大明陪着赵小龙进来了；到林木森，他俩忙问：

“林主任，你见钱南的陈革明吗？”

林木森敏感陈革明惹了事，说：“没有。小龙，出了什么事吗？”

赵小龙说：“这家伙行凶伤人；公社正‘追捕’他！”

林木森问：“行凶伤人！为什么事？”

赵小龙说：“为了高安那个‘女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