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

沈溪见到手头的资料，立即升起这个念头。

皇帝有意要恢复建文年号，谢迁、王鏊等人有所察觉，但又不想当出头鸟，所以干脆让沈溪这个无关紧要的翰林修撰出面上奏，连理由都给他找好了……如今要修《大明会典》，本着严谨治史的精神，请求弘治皇帝拨乱反正。

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

不是说皇帝有意，你上奏就能博得皇帝欢心而获得嘉奖。皇帝本身就是个矛盾综合体，不能以好恶行事，他觉得怎样，会找人上奏，但若不能赢得舆论支持，皇帝甚至会降罪于人，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上奏的人自然觉得很冤枉……

陛下，我这可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啊？

皇帝不会跟你解释什么，但至少会让你清楚他的态度：既然为朕做事，就要时刻有为朕背黑锅的准备！

今天这个要出来背锅的，变成了沈溪。

要上奏恢复建文年号，这奏本哪里有那么好写？

作为翰林修撰，在京官中属于不入流，但人微言不轻，此番上奏会引发朝堂怎样的波澜？

沈溪暗忖：别人是否会认为自己太过狂悖？一个初入官场的小后生，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公然提及建文旧事，就连那些博古通今的鸿儒都不敢，你这分明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朝廷真要降罪，绝不会有人出来为自己求情，包括谢迁、王鏊这些始作俑者。

一连两天，沈溪都拿着关于洪武末、永乐初的典籍发怔，他不断斟酌这份奏本的切入点，以及如何才能做到避重就轻。

问题的关键在于“修史”！

沈溪要以一个史官的姿态向弘治皇帝奏请此事，不能夹杂太多的个人情感在里面，最好在文章中不得有直接的提请，更多的是表述事实，而非提什么建议。

要先向弘治皇帝表明洪武三十一年以后这几年史料记录的错乱，再引经据典，表明确实存在过“建文”年号。

作为一名史官修撰，沈溪把自己定位为历史的见证者，提出修撰《大明会典》时总结汇编这段历史的难度，恳请弘治皇帝拨乱反正，正视这段历史。

可无论如何，为此上书皇帝都属于吃饱了撑着，没事给自己找不自在，危险与机遇并存！

就在沈溪斟酌文章时，翰林院又有个消息传开……五月中旬翰林院会有场“考核”，以确定最后升任侍读、侍讲的人选。

翰林院升迁是各衙门中最难的，但这次翰林院一次就有侍读、侍讲两个空缺出来，自大明朝翰林院成立来实属罕见。

众翰林无论是否有机会升迁，都准备好好“表现”一番，竭尽全力通过“考核”。按照以往考核制度，如果有上官看重，直接从庶吉士升任侍读和侍讲并非不可能。

翰林院中，侍读和侍讲各有两员编制，官居六品，其上只有正五品的翰林院学士和各两员的从五品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

但因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基本为挂职，就好似如今掌院事的侍读学士王鏊，本身却是詹事府少詹事，平日并不在翰林院办公，由此侍读和侍讲便成为翰林院中负责日常管理之人，且在管理层中属于上层人物。

本来在一干翰林中，最有资格升任侍读、侍讲的，是除了沈溪外的另外两名史官修撰朱希周和王瓒，因为从官品上来说，翰林院中史官修撰的从六品最接近侍读和侍讲的正六品，而朱希周在史官修撰任上已经做满三年，且一直未被调出翰林院，看来上头是准备让其留在翰林院中升迁。

理论上来说，翰林官必须要由翰林担当不假，可有很多翰林官已调出翰林院，目前在礼部、詹事府、太常寺等衙门任差，有官缺的话随时可以将他们调回来。

从竞争的角度来讲，是翰林院中人想从朱希周、王瓒手里抢机会，而朱希周和王瓒则要跟那些前任的翰林官争夺。

沈溪资历浅，进翰林院不到两个月，升迁的事跟他以及新晋翰林编修伦文叙、丰熙关系不大。

沈溪对于这次考核并未太上心，因为他即将要为建文复年号上奏，无暇他顾，更何况以他的年岁被安排在翰林修撰上已为朝官诟病，就算有再大的功劳，也只能安守职位多混几年资历。

……

……

这是沈溪第一次以臣子的名义向皇帝进奏本，以前写四书文和五经文，又或者是应科举，参加殿试应策问，都不像现在这般棘手。

若单纯只是普通进言，沈溪不会头疼，可他却是在挑战这个时代的认知，这种奏本就算拿给内阁大学士写也难以下笔，从谢迁临别时那略带促狭的笑容，沈溪就知道其实自己是被人利用的那个。

站在一个正直的儒家子弟又或者史学家的立场，正视历史是必然的，谢迁、王鏊等人其实也支持弘治皇帝恢复建文年号，可他们自己也清楚这种涉及皇家正统的问题不是臣子随便能说的。

之所以把任务交给沈溪，也是看准沈溪初出茅庐，就算有什么不太恰当的进言，弘治皇帝也会有所体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