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煮吃的了。”

家珍拉住我，求我：

“你再给我说说凤霞。”

其实我也愿意多说说凤霞，跟家珍说我还嫌不够，到田里干活时，我又跟村里人说了，说凤霞又聪明又勤快，在城里怎么好，怎么招人喜爱，毛衣织得比谁都快。村里有些人听了还不高兴，对我说：

“福贵，你是老昏了头，城里人心眼坏着呢，凤霞整天给别人家干活还不累死。”

我说：“话可不能这么说。”

他们说：“凤霞替她们织毛衣，她们也得送点东西给凤霞，送了吗？”

村里人心眼就是小，尽想些捡便宜的事。城里的女人可不是他们说的那么坏，我有两次听到她们对二喜说：

“二喜，你去买两斤毛线来，也该让凤霞有件毛衣。”

二喜听后笑笑，没作声。二喜是实在人，娶凤霞时他依了我的话，钱花多了，欠下了债。到了私下里，他悄悄对我说：

“爹，我还了债就给凤霞买毛线。”

城里的文化大革命是越闹越凶，满街都是大字报，贴大字报的人都是些懒汉，新的贴上去时也不把旧的撕掉，越贴越厚，那墙上像是有很多口袋似的鼓了出来。连凤霞、二喜他们屋门上都贴了标语，屋里脸盆什么的也印上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凤霞他们的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的字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二喜和凤霞每天都睡在毛主席的话上面。

我每次进城，看到人多的地方就避开，城里是天天都在打架，我就见过几次有人被打得躺在地上起不来。难怪队长再不上城里开会了，公社常派人来通知他去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队长都不去，私下里对我们说：

“城里天天都在死人，我吓都吓死了，眼下进城去开会就是进了棺材。”

队长躲在村里哪里都不去，可他也只是过了几个月的安稳日子，他不出去，别人找上门来了。那天我们都在田里干活，远远地看到一面红旗飘过来，来了一队城里的红卫兵。队长也在田里，看到他们走来，当时脖子就缩了缩，提心吊胆地问我：

“该不会来找我的吧。”

领头的红卫兵是个女的，他们来到了我们跟前，那女的朝我们喊：

“这里为什么没有标语，没有大字报？队长呢？队长是谁？”

队长赶紧扔了锄头路过去，点头哈腰地说：

“红卫兵小将同志。”

那个女的挥挥手臂问：

“为什么没有标语和大字报？”

队长说：“有标语，有两条标语呢，就刷在那间屋子后面。”

那女的看上去最多只有十六七岁，她在我们队长面前神气活现，眼睛斜了斜就算是看过队长了。她对几个提着油漆筒的红卫兵说：

“去刷上标语。”

那几个红卫兵就朝村里的房子跑去，去刷标语了。领头的女孩对队长说：

“让全村人集合。”

队长急忙从口袋里掏出哨子拼命吹，在别的田里干活的人赶紧跑了过来。等人集合得差不多了，那女的对我们喊：

“你们这里的地主是谁？”

大伙一听这话全朝我看上了，看得我腿都哆嗦了，好在队长说：

“地主解放初就毙掉了。”

她又问：“有没有富农。”

队长说：“富农有一个，前年归西了。”

她看看队长，对我们大伙喊：

“那走资派有没有？”

队长陪着笑脸说：

“这村里是小地方，哪有走资派？”

她的手突然一伸，都快指到队长的鼻子上了，她问：

“你是什么？”

队长吓得连声说：

“我是队长，是队长。”

谁知道她大喊一声：

“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队长吓坏了，连连摆手说：

“不是，不是，我没走。”

那女的没理他，朝我们喊：

“他对你们进行白色统治，他欺压你们，你们要起来反抗，要砸断他的狗腿。”

村里人都看傻了，平日里队长可神气了，他说什么我们听什么，从没人觉得队长说得不对。如今队长被这群城里来的孩子折腾的腰都弯下去了，他连连求饶，我们都说不出口的话他也说了。队长求了一会，转身对我们喊：

“你们出来说说呀，我没欺压你们。”

大伙看看队长，又看看那些红卫兵，三三两两地说：

“队长没有欺压我们，他是个好人。”

那个女的皱着眉看我们，说：

“不可救药。”

说完她朝几个红卫兵挥挥手：

“把他押走。”

两个红卫兵走过去抓住队长的胳膊，队长伸直了脖子喊：

“我不进城，乡亲们哪，救救我，我不能进城，进城就是进棺材。”

队长再喊也没用，被他们把胳膊扭到后面，弯着身体押走了。大伙看着他们喊着口号杀气腾腾地走去，谁也没上去阻拦，没人有这个胆量。

队长这么一去，大伙都觉得凶多吉少，城里那地方乱着呢，就算队长保住命，也得缺条胳膊少条腿的。谁知没出三天，队长就回来了，一副鼻青眼肿的模样，在那条路上晃晃悠悠地走来，在地里的人赶紧迎上去，叫他：

“队长。”

队长眼皮抬了抬，看看大伙，什么话没说，一直走回自己家，呼呼地睡了两天。到了第三天，队长扛着把锄头下到田里，脸上的肿消了很多，大伙围上去问这问那，问他身上还疼不疼，他摇摇头说：

“疼倒没什么，不让我睡觉，他娘的比疼还难受。”

说着队长掉出眼泪，说：

“我算是看透了，平日里我像护着儿子一样护着你们，轮到我倒楣了，谁也不来救我。”

队长说得我们大伙都不敢去看他。队长总还算好，被拉到城里只是吃了三天的拳脚。春生住在城里，可就更惨了。我还一直不知道春生也倒楣了，那天我进城去看凤霞，在街上看到一伙戴着各种纸帽子，胸前挂着牌牌的人被押着游街。起先我没怎么在意，等他们来到跟前，我吓了一跳，走在最前头的竟是春生。春生低着头，没看到我，从我身边走过去后，春生突然抬起头来喊：

“毛主席万岁。”

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冲上去对春生又打又踢，骂道：

“这是你喊的吗，他娘的走资派。”

春生被他们打倒在地，身体搁在那块木牌上，一只脚踢在他脑袋上，春生的脑袋像是被踢出个洞似的咚地一声响，整个人趴在了地上。春生被打得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打人的，在地上的春生像是一块死肉，任他们用脚去踢。再打下去还不把春生打死了，我上去拉住两个人的袖管，说：

“求你们别打了。”

他们用劲推了我一把，我差点摔到地上，他们说：

“你是什么人？”

我说：“求你们别打了。”

有个人指着春生说：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旧县长，是走资派。”

我说：“这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春生。”

他们一说话，也就没再去打春生，喊着要春生爬起来。春生被打成那样了，怎么爬得起来，我就去扶他，春生认出了我，说：

“福贵，你快走开。”

那天我回到家里，坐在床边，把春生的事跟家珍说了，家珍听了都低下头，我就说：

“当初你不该不让春生进屋。”

家珍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其实她心里想的也和我一样。”

过了一个多月，春生偷偷地上我家来了，他来时都深更半夜，我和家珍已经睡了，敲门把我们敲醒，我打开门借着月光一看是春生，春生的脸肿的都圆了，我说：

“春生，快进来。”

春生站在门外不肯进来，他问：

“嫂子还好吧？”

我就对家珍说：

“家珍，是春生。”

家珍坐在床上没有答应，我让春生进屋，家珍不开口，春生就不进来，他说：

“福贵，你出来一下。”

我回头又对家珍说：

“家珍，是春生来了。”

家珍还是没理我，我只好披上衣服走出去，春生走到我家屋前那棵树下，对我说：

“福贵，我是来和你告别的。”

我问：“你要去哪里？”

他咬着牙齿狠狠地说：

“我不想活了。”

我吃了一惊，急忙拉住春生的胳膊说：

“春生，你别糊涂，你还有女人和儿子呢。”

一听这话，春生哭了，他说：

“福贵，我每天都被他们吊起来打。”

说着他把手伸过来：

“你摸摸我的手。”

我一摸，那手像是煮熟了一样，烫得吓人，我问他：

“疼不疼？”

他摇摇头：“不觉得了。”

我把他肩膀往下按，说道：

“春生，你先坐下。”

我对他说，“你千万别糊涂，死人都还想活过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

我又说：“你的命是爹娘给的，你不要命了也得先去问问他们。”

春生抹了抹眼泪说：

“我爹娘早死了。”

我说：“那你更该好好活着，你想想，你走南闯北打了那么多仗，你活下来容易吗？”

那天我和春生说了很多话，家珍坐在屋里床上全听进去了。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春生像是有些想通了，他站起来说要走了，这时家珍在里面喊：

“春生。”

我们两个都怔了一下，家珍又叫了一声，春生才答应。我们走到门口，家珍在床上说：

“春生，你要活着。”

春生点了点头，家珍在里面哭了，她说：

“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

春生站了一会说：

“我知道了。”

我把春生送到村口，春生让我站住，别送了，我就站在村口，看着春生走去，春生都被打瘸了，他低着头走得很吃力。我又放心不下，对他喊：

“春生，你要答应我活着。”

春生走了几步回过头来说：

“我答应你。”

春生后来还是没有答应我，一个多月后，我听说城里的刘县长上吊死了。一个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我把这话对家珍说了，家珍听后难受了一天，到了夜里她说：

“其实有庆的死不能怪春生。”

到了田里的活一忙，我就不能常常进城去看凤霞了。好在那时是人民公社，村里人在一起干活，我用不着焦急。只是家珍还是下不了床，我起早摸黑，既不能误了田里的活，又不能让家珍饿着，人实在是累。年纪大了，要是年轻他二十岁，睡上一觉就会没事，到了那个年纪，人累了睡上几觉也补不回来，干活时手臂都抬不起来，我混在村里人中间，每天只是装装样子，他们也都知道我的难处，谁也不来说我。